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念书。今天
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
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
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
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七日天津学生
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
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
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说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
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
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的涌入古老的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
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
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
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的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
知道“知识份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
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的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
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
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的经常的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
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不能和男学生一样的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
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来讲。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
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
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压迫等等，我们讲的
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
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
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
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
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的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
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
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了二万
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
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导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
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二、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
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落上，举几个例：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的压迫学生，我们没有
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
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那年的双
十节，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
汝霖、陆宗兴、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
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
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了应付武装警察斗争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
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
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
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
在预订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的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
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把我们整个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
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
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们宣传呼号“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的学生”，
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亦被打破了，
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地上，当他们弯腰
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
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
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
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愤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
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
于学生的压迫。
　　在双十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
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个领导人被逮捕。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被查封，我们不能
公开活动了，于是就转入租界，在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
在十二月中为了要求启封各国救国联合会和学生会，释放被捕代表，发动了全天津
同学的大请愿，包围省政府要求当时的省长曹锐出来答复，但他避不出见，我们推
举代表去见他，而省府大门早已紧紧关闭，不准代表进去。我们的四个代表──周
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从大门底下的门坎洞里钻了进去，一进去就挨了
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学生大队更加气愤，坚持不走，直到半夜，反动的省政府又
拿出最后的手段，用刺刀、枪托、水龙来武力镇压，驱散了学生，演出了流血惨剧，
很多同学挨打受伤，头破血流，重伤的送入了医院，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
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
的。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运动的后期，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反对非
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转送法院公开审判，争取舆论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全体先
后被捕的代表二十八人才得释放。
　　我们不但在校外受反动政府当局的压迫，在校内也受校长教员的压迫，禁止我
们出校活动、参加会议。例如在一九二○年的五月七日，我们女师同学为了参加
“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虽然出去开了大会，但回到学校
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我们气极了，一点
也不害怕，决不屈服，大家一致废寝忘食，连夜收拾行李，全体搬出学校，但学校
当局反关起大门不准我们走，把电话室也封锁起来。全校骚动，闹了一整夜，到第
二天清早，还是全体坚决搬出了学校，我们避开警察的监视，到郊外种植园一带去
召开会议，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在家长和社会舆论支持之下，迫使学校当局
收回成命，先收回了开除我们的牌示，然后我们全体同学才胜利回校。我们当时，
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
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有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精神。
　　三、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就是“五
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
“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任用女职员等。
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
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
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
敢的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
上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
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份子明白自己要作开路的人，就不能遗笑社会，挡住了后
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作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
思潮的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对女同学都很尊重的。在
工作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任。学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一个男同学也必定有一
个女同，学联会评议部的主席也是男女各一。天津女师的同学，当时在学联会中的
地位和作用是和南开同学一样带有决定性的。当时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合并晚于天津
的学联。他们很□慕我们天津学联的合并和我们工作的良好表现。那时阻止北京男
女学联合并最顽固的份子，就是当时女师大学生会的控制者陶玄──妇女界的败类，
她早已投靠了反动的国民党，直到现在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四、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思潮的输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
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五四”“科学”口号下的主要内容。
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被很多同学所喜爱阅
读，为了提高我们对新文化的学习，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请
北京进步的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反对文言反对八股，提倡用白话文，
学习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些事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无足道的。但是在那
时，这些事却是极新鲜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
进步的积极份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
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
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
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
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
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觉悟社”的生命不很长，只有短短的几个
月的时候。在前面提到的包围省政府惨案发生以后，一个部份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
周恩来等)，一部份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
作什么活动。到了一九二○年的夏天，一部份社员如周恩来、郭隆真出狱后，很快
的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和其他社员也从学校毕业分到各地，我们的小团体，也就不
存在了。但是我们还轻常来往，有的通信联络，在一九二○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
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
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
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
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
有的人，只图个人的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跑到反动国民党的营垒中去
了。但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如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领
袖马骏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时被张作霖逮捕杀害，郭隆真同志
(后改名郭林一)，于一九三一年在青岛被捕，解往济南被韩复榘杀害，他们二人临
刑时，高呼口号，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还有天津另一个先进学生小团体的社员于
方舟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玉田暴动而牺牲。提起他们不禁引起了我对他们和无
数革命烈士们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
血迹前进，中国的青年，要继续“五四”的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
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五四”运动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胜利的前进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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