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五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父兄养成年之子弟,伤为父兄者之财产也小,伤为子弟者之独立人格及经济能力也大。儒教慈、孝、悌并称,当然终身相养而不以为怪异),子弟养其父兄(人类有相爱互助之谊,问独忍情于父兄?况养亲报恩,乃情理之常。惟以伦理见解,不论父兄之善恶、子弟之贫富,一概强以孝养之义务不可也)。《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康先生与范书,引“鳏、寡、孤、独有所养”、“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等语,谓为个人独立之义,孔子早已有之。此言真如梦呓!夫不欲人我相加,虽为群己间平等、自由之精义,然有孝悌之说以相消,则自由、平等只用之社会,丽不能行之于家庭。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美国今大总统威尔逊之夫人,即再醮者。夫妇学行,皆为国人所称。)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见《郊特牲》)之义。男子乏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见坊记》),友寡妇之子有戒(见《坊记》及《曲礼》)。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嫂叔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均见伯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曰“七年(即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均见《内则》);曰“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曰“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均见彻记》)。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见《坊汜》),“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见《内则》);“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 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见《土昏礼》)“妇顺者,顺于舅姑。”(见《昏义》)“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古人夫妻情好甚笃,若不悦于其亲而出之,致遗终身之憾者甚多,例如陆游即是也。)“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均见《内则》)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 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责善,一任诸国法与社会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则曰:“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国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也。 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 以上所举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实能否行之社会?即能行之,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而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评耶?吾人为现代尚推求理性之文明人类,非古代盲从传说之野蛮人类,乌可以耳代脑,徒以儿时震惊孔太子之大名,遂真以为万世师表,而莫可议其非也!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精神之铁证也耶? 康先生所谓孔子之经,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吾知其纤悉周匝者,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亦只行于公卿、大夫、士之人伦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立国于今日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数贵族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可乎不可?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 康先生与范书曰:“中国人,上者或博极群书,下者或手执一业,要其所以心造自得,以为持身涉世、修己治人之道,盖无不从少年读《论》、《孟》来也。”斯言也,吾大承认之。惟正以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铬,乃所以有今日之现象。今欲—仍其旧乎?抑或欲改进以求适现代之争存乎?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芗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庭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人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妪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 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黄花冈七十二士,同日为国就义,扶老助弱,举止从容。至今思之,令人垂泪!中国前史,有此美谈乎?袁氏称帝,冯、段诸公,竟不以私交废公义;唐、蔡、岑、陆,均功成不居。此事在欧、美、日本为寻常,而为中国古代军人所罕有。国民党人,苦战余生,以尊重约法之故,首先主张癸丑年与为政敌之黎元洪继任为天下倡。此非共和范为民德之郊耶? 浅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然是等渭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 (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